毁三观：莎士比亚是文盲，莎士比亚剧作是造假的

“莎士比亚剧作”是基于中国文化及文学的伪造——其本质为文化殖民之工具

第一、“莎士比亚”品牌

历史上真实的莎士比亚（1564-1616年）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戏子。因其拿来故事，即兴发挥，演戏演得不错，生前颇受观众的欢迎。当时的英国国情和戏剧都很原始，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；戏剧尚处于原始阶段，而未出现“分工”：无需剧本，演员自编自导而入戏。莎士比亚的观众和他本人及其上下几代亲人，几乎都是文盲。英国哲学家休谟讽刺道：如果莎士比亚被认为是一个“人”（MAN，大写强调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他不是“神”），他出生在粗陋的时代，仅有最低教育，未被任何书本知识或世界见闻指导；那么，他可以被考虑为“奇才”（prodigy, 又译“怪物”）。进而，如果作为一个诗人，能够为有品位、有教养的观众提供娱乐；那么，我们对莎士比亚的赞美则必须大打折扣。

莎士比亚退休和逝世之际，却没有外人问候，默默无闻，犹如孤魂野鬼。过了好几年，他生前工作的剧场用他的名字写脚本、演旧戏，但不受欢迎。英国革命时期（1640-1660年），莎士比亚戏剧因其充满怪力乱神，“淫乱、不道德”，而被禁演。20年后，英国王位（查理二世）复辟，舞台开禁；但改编的剧作者们抱怨莎士比亚剧本“垃圾成堆、粗活连篇”。然而，为了商业利润，剧场老板只好继续利用当时算是传奇人物的“莎士比亚”，重写剧本，上演新剧；结果收效显著，赢得人气。

西德尼·李爵士（Sir Sidney Lee, 1859-1926年）说：“莎士比亚的信息已经被篡改，莎士比亚的资料是现代的伪造。”

自从1660年代，莎士比亚成了“品牌”，汇聚旧剧新篇，不断更改和汇集，与时偕行；跟随着英国国运的上升，水涨船高，一路潮前。

第二、文艺复兴的神话

按照现在的通说，莎士比亚是“欧洲文艺复兴”在英国的代表人物——文艺巨星（天才戏剧家和诗人）。但这都是在19世纪被西方中心论及帝国主义学者加封的桂冠！

按照《英语词源词典》，“文艺复兴”（Renaissance, 法语）一词首次问世在1840年；其定义为：“基于古典艺术和知识的伟大复兴的时期，开始于14世纪的欧洲。”（great period of revival of classical-based art and learning inEurope that began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. 1840）。

然而，14-16世纪欧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所谓的“意大利文艺复兴”时的城邦，只不过是蒙古征服和与郑和远航打通了亚欧大陆及陆海丝路之后，出现的“向化东方”的几个热点。当时，其余欧洲——包括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地区——还都是“文化荒漠”。

达芬奇等人抄袭和滥用中国技术，导致意大利战乱和分裂几百年。就整个欧洲而言，尽管由于中国的“越洋技术”使其得以向外宣泄灾祸，却未能摆脱陷溺数世纪、死人几千万的宗教战争。由于缺少“道的智慧”（整体和谐、动态平衡），17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不仅未能创造科技，甚至几乎不能拥有外来科技——科技的使用意味着“基督教欧洲”的自我毁灭。大卫·波特教授说：

当第一批达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把他们的报告送回欧洲的时候，……正值深刻危机和动乱的爆发。那就是被天主教和新教首领互相怀疑所点燃的三十年战争，血泊淹没了从波罗的海到莱茵河的大半个欧洲。

中国拯救了西方，并且使它有了“文明”。这是耶稣会士来华之后，在致力于传播基督教的同时，从中国大量“取经”到欧洲的结果。17-18世纪，“中国热”（欧洲启蒙运动，吸收中国文化）和“中国风”（浪漫主义运动，吸收物质文化），全面塑造了西方；首先，西方从“神的社会”变为“人的社会”（儒家化），进而采用中国的国家制度、生产及生活方式、经济及经济学，乃至整体意义上的“西学”（西学中源）。

第三、莎士比亚和英语

18世纪版的莎士比亚剧作囊括了英语的精华，但这绝不是莎士比亚本人的作品，与17世纪时的所谓莎剧也完全不同。实际上，莎士比亚没有留下一部剧本、一句台词。主流西方称，被发现的一个“手稿”（托马斯·莫尔）中有几行字是莎士比亚的手迹，似是而非，全不可信。被查实的六个莎士比亚的签名，每个拼写都不一样，字形狼藉无体，这是他不识字的明证。

英文，在莎士比亚生前的时代还属于方言土语，其书面语言尚属刚刚起步阶段，还不能用于高深或高雅的写作；以致在他死后，学者们诸如培根、牛顿和休谟，都用法文或拉丁文著书立说。17世纪上半期的欧洲陷于宗教革命与宗教战争，教派间相互迫害，杀人如麻，血流成河；当时恰值方言“书面语音文字”群起而林立，不料却造成了“沟通危机”，加剧了战祸。当此之际，欧洲多国都不得已，接受了汉语的启迪、进行语言改革。奥布莱恩说：“热衷于改革欧洲各国土话的语言学家们，称赞中国是‘语言理性的典范’。”

17-18世纪，在整个欧洲掀起“中国热”（启蒙运动）和“中国风”（浪漫主义），其间西方字母文字——尤其是英语——大量撷取“中国话语”（雅言），从而使自己的口语土话在书面语言的形式上，升格为民族性、乃至国际性的“通用语言”。

詹金斯教授说：“英国文学产生了充满‘中国风’的自我版本”。“英语文学之领悟中国，成为英语自身兴起的基本要素。”“由于‘中国风’及其物质文化的影响，18世纪后期的小说，发展出更多的细腻入微的物物关系词汇，用来区别理性与非理性的现世秩序……。”

英国和英文成长之快，以致每隔十余年，莎剧都是摇身一变、面孔一新，而狂揽时潮。

华耶稣会士将古今华夏的各个方面介绍到欧洲，汉语概念流行起来，成为风范；这就使欧洲诸语言被大换血，从而，字母词汇成千上万地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。举几个例子：

西方语言中的“启蒙、开化”（enlightenment，1660年左右）、“教化、开导”（edification，1650年左右）、“文明”（civilization，1772年）、“封建制度”（feudalism，1736年）、“自由放任”（laissez-faire，1822年）、“文官制度”（civil-service，1785年）和“公务员”（Civil servant，1800年）等重要文化词汇（雅言），都是在中国文化的“启蒙”之下、吸取了汉语文字内涵的基础上，将其自身的方言土语进行脱胎换骨而形成的。

波特教授指出：“汉字密码”蕴藏在西方文艺和文字的深层结构中，西方的近代化就是“中国化”。

第四、“莎士比亚剧作”原来是“中国风”

中国戏剧早在莎士比亚生前就已经进入英国，不断地被摄入“莎剧”。18世纪以前的中式戏剧和“莎剧”的关系是，以中式戏剧之“阳春白雪”，改造“莎剧”之“下里巴人”。伏尔泰评论：“中国戏剧胜过莎士比亚的‘魔鬼式的闹剧’（the Chinese drama was superior to the monstrous farces ofShakespeare）。”1689年后，玛丽女王从荷兰带回“中国风”；在她的影响下，珀塞尔（Purcell）把莎剧《仲夏夜之梦》，嵌入中国场景，改编成《仙后》。但这远非现代版的莎士比亚剧作。

例如最近在中国被翻译、出版的《英国人：国家的形成，1707-1832年》（［英］琳达·科利，商务印书馆，2017年）一书中，根本没有莎士比亚的影子。照理来说，如果当时真有如今日所见之辉煌戏剧的存在，在该书所述时间范围的一两百年间，莎剧、莎翁应该久已成为英国民族国家及文化的重要元素才是。

原来，事实上现代版的莎士比亚剧作是在英国民族国家形成（1707-1832年）的后半期才被炮制、打造出来的。

换句话说，现代版的莎士比亚剧作并非16世纪的作品，而是在18世纪被“原创”出来的。事实上，它是由众多“莎士比亚编辑”不断创作、改写、重写，编篡、编造而逐渐形成的；较之17世纪“下里巴人”的老莎剧完全是新面孔，与当年莎士比亚本人所演的低级趣味之闹剧，更不可同日而语。

18世纪英国文学的时代背景存在两股“新风”：伪造之风与“中国风”。18世纪的英国是“文学大伪造时代”（great age of literary forgery）。 诸如：查尔斯?伯特伦之“罗马-不列颠”、麦克弗森之《奥西恩》（欧洲古诗）、托马斯?珀西之《古代英语诗歌遗产》和艾尔兰之“沃蒂根”。 最重要的莎士比亚“编辑”之一乔治?史蒂文斯，不仅参与杜撰莎剧（把假资料填塞于“莎士比亚作品”之中），而且还大量伪造相关文献及信件。

按照奥布莱恩教授，17-18世纪的欧洲全然是“中国时代”。他写道：“中国捕获了欧洲人的心灵。”“罕见有文化的欧洲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。”中国被奉为一个真实的“哲学家王国（philosopher-kingship）”。艺术家们拥抱中国风格。“智者们寻求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。”

詹金斯教授说：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是被“中国风”启动、推动的，它给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带来了生活雅趣和文艺审美，也影响了莎士比亚的美学（指产生于18世纪的现代版莎士比亚）。

第五、“莎士比亚剧作”是殖民主义的文化工具

18世纪英国的学界泰斗及莎士比亚编辑塞缪尔?约翰逊，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（见范存忠著《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》）。他的学生之一、演员和导演大卫?加里克是“莎士比亚崇拜”的台前推手。英法七年战争（1756—1763年）前夕，大卫?加里克与法国人合演《中国节日》，被伦敦的爱国暴民砸场；四年后（1759年），加里克成功地主演《中国孤儿》，标志着英国与法国争夺“中国风”而获得自主权。在家族血统上一半法国人、一半爱尔兰人的加里克，为了洗清他不久前被骂为“卖国贼”，大搞莎士比亚崇拜；不仅把“中国风”的戏剧资源注入其中，而且主持了莎士比亚庆典（1769年）。

英法七年战争英国胜出，从此英国开始怀抱全球帝国，便加紧编造其民族和文化之“优越性”，于是筑起“莎士比亚丰碑”；把英语和莎剧推行于大英帝国各殖民地，凌驾于、甚至摧毁当地文艺。格莱克曼教授说：莎士比亚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，而他在亚洲的普遍存在归因于英国殖民主义和欧美的文化帝国主义。肮脏的（西方文化）话语与战争、不平等条约、领土割让、治外法权和赔款，联系在一起。对于民族主义来说，亚洲观众崇敬和欣赏莎士比亚很可能导致“民族认同”的疏离和抛弃其本身的文化遗产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殖民文化和精神鸦片奠基了中国的新文艺。安德鲁·迪克森在《全球莎士比亚》中评论道：“在中国，被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所开辟的通商口岸，变得繁荣起来；在那儿上演了《威尼斯商人》，先是英文版，再是中文版，它奠定了现代中国戏剧的基础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焚毁圆明园罪魁之一的伊利近（额尔金），是一个莎士比亚崇拜者，他此前曾企图让中国皇帝阅读莎士比亚。在火烧圆明园之后的第四年（1864年），英国上流社会百万人隆重纪念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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